第一节 自画像——《上海女性》序 (第1/2页)

一
　　
　　我是个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济医院。这个医院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很狭窄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就是我在本书所收之三个中篇中不厌其烦地写了又写的山东路。
　　
　　我在山东路上度过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时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东路情结。
　　
　　我至今还记得仁济医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顶是尖的，墙是红的，跨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静静地听一会悠悠的歌声，就可以领到一块香香的豆腐干；我记得四马路（福州路）口的卖夜宵的担子，一头有热热的牛奶，一头有烤得香气诱人的鱿鱼干和面包片；我记得往那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南京路）走须经过一个阴森森的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白的墓碑，让我胆战心惊；我甚至还记得路口的那栋高楼，原来名叫慈淑大楼。在我很小的时候和大了一点的时候，都曾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大人们说是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是因为成了“大老虎”了。我虽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却深深地储进了记忆。我记得我念的小学就在山东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头店，楼上便是教室，而老师的办公室正对着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师对着我们家叫：“小玉啊，拿把伞来！”我“嗳——”一声，满怀着热切的得着了效劳机会的喜悦，急急地把妈的油纸伞和花套鞋放进网线袋里，奔下楼，窜过山东路，给我的班主任送去。学校里上过什么课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门口的小书摊和杂货铺。只要从外婆那里讨得一分钱，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书，很理所当然地坐到书摊边的小矮凳上去细细地看，背后站上两三个不花钱的小朋友。如果有了两分钱，那就可以去买一个装了许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细而长，红而香，油性不大却是非常之甜的。
　　
　　山东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东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华商业街；山东路南边尽头是南市，有租界时它算作中国的本土；山东路往西便是当年的跑马厅即如今的人民公园，各类游乐场所鳞次栉比；山东路向东为黄浦江，江上的轮船固然是往来如织，但也常听说上面漂起由于各种原因而投江自杀的浮尸。
　　
　　山东路是上海的繁华地段。山东路简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长于斯，我还称不上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吗？
　　
　　二
　　
　　我的祖籍却是山东。
　　
　　我们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刚满五岁。我记得了许多事。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要走许多路。山很高，沟很深，而路上总是只有爹和我两个。老家的一位姐姐辫子又粗又长，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远的地方看戏时，这根大辫子就总在我的怀里。黄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饼外面的那层白粉却太涩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圆圆的脸红得很，从门背后探过头来盯住我看。惭愧的是，记住了许多人和事却没有记住爷爷的模样，他老人家不久后便过世了。
　　
　　虽然如此，而且仅一次，但毕竟是回过老家面觐过父老乡亲们的了。我的三个弟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回归缘份。他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卷入风行一时过的寻根热，对那片黄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忠诚地在每次填写各类表格时，于“籍贯”一栏上，书上“山东邹平”这四个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万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江苏人”……究竟有多少？我从未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曾读过一本关于上海社会的书，那上面说，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五十年前增至三百万，而如今则接近一千五百万之数了。这么多的上海人从哪里来的？很理论化的书告诉我们说，靠“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机械者，指外乡移民，我爹属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们是也。所谓“上海人”，其实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滩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满口上海白话的人发问：“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难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东人。
　　
　　三
　　
　　我脱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东人脾气。
　　
　　小时候我常打架。楼下只要传来弟弟凄惨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跃下两三级扶梯往弄堂里冲去。我的三个弟弟中两个有病，我有责任。直到那个没病的成长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复我的女儿本相。后来常常听人夸奖我，说我坐在角落里不吭声不动弹专心地听着别人或是专注地想着自己的时候，样子是十分地文静温顺的。他们自然没见识过我打架时一意拼命的齐鲁本相。
　　
　　我嗜咸，嗜辣，爱吃面食，对生大蒜、生大葱饶有兴趣。我不怕别一种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台讲课，要与人促膝谈心，要去参加个舞会，头天晚上若有饺子，韭菜馅的，我照吃不误。
　　
　　其实，每一个上海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他或他的上辈从原籍带来的地方色彩，包括习惯、风俗、甚至性格。爱吃臭冬瓜，十之八九是宁波人；每天去排队买高庄馒头，不是北方的种才怪呢！热衷于饮早茶的大多来自闽粤；江西老儇即使在上海住了几十年，也忘不了在夏季腌好整年食用的辣椒酱；若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做菜必得放很多的糖，那无疑她是苏锡一带的人了！
　　
　　我丈夫属于“机械增长”类上海人：他十八岁那年从浙东山区考入上海市内一所大学，毕业后留了校就算是入了上海籍。因为是第一代移民，他不但保持了浓重的浙东习惯，诸如喜食霉干菜和各类糟货等，而且至今鬓毛渐衰而乡音犹难改。我每每要嘻笑他的绍兴官腔。忍无可忍时他终于反唇相讥了：“何必说我呢？你爸到上海快七十年了，那个‘俺’字不也还没改成‘阿拉’吗？”
　　
　　是啊，我们如今都成了上海人。上海人正是由我们这些非上海人合成的。我想，这或许正是上海人的地域性格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宽泛、复杂、把握不定的原因所在！
　　
　　四
　　
　　公元1966年，我临近大学毕业时，来了“文革”。折腾了一年多，总算等到了毕业分配。我被分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三棵树地区，当一名中学教师。六年后，调离东北赴江西，凡两年，重返上海。
　　
　　与所有迁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样，我对非上海地区的生活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饭，呼噜呼噜地喝那种上漂清水下沉颗粒永远泾渭分明的大楂子粥，还能操着很有北大荒乡土味的粗话与人干仗：“去你妈个大腿！”在江西，我很快习惯了以炒冬瓜皮下饭，并不在乎这东西在上海乃是弃物。后来还迷恋上了比止泻的黄连素还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谱向老俵靠拢，而且语音亦日渐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来表示感叹或懊恼。只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与许多先我赴赣的上海人一样，学得一口赣腔了。
　　
　　然而我从来也未曾被当地人认同过。在三棵树时我被呼为“小上海”。即使与东北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近六载，到卷了铺盖走路时这顶“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设想，到我白发苍苍后有机会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会作如下恍然大悟状：“噢——老太太您就是当年那个‘小上海’呀！”在江西时间不很长，我一拿到调令，老儇同事就纷纷前来祝贺：“您总算杀回老家去了！”贺词也足以说明他们向来视我为寄居的房客。
　　
　　我认识许多早已定居他乡的上海人。在我看来，他们的适应能力比我更强：若不开口，单从外形气质上看，我已很难将他们甄别出来；有的即使侃侃而谈，也没什么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被当地人固执地指称为“上海人”，而他们自己，却又大都认同，多少年下来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刚到东北报到时，有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说：“巧，本单位有你一个老乡呢”不久与“老乡”谋面，方知原来是一位十五六岁就离了上海、先去湖南后到东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尔滨的大姐。与大姐以上海话交谈，她虽能听懂，说起来却只能勉强嗑巴几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黄瓜和粉条炖肉，是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可是东北人还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乡。这老乡则也是一往老乡情深，对我倍加爱护照顾了五、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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