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厚积薄发小识 (第1/2页)

我三十八岁那年才发表第一篇小说，并获了奖，奖品是七十二头一组的景德镇名瓷。用这套兰花白玉瓷摆了圆台面请客，客人们都认为我创作势头很好，不妨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我不久却转了向。那几年正是成人高等教育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担任教职，于是也忙得可以：学员们为搏一张文凭而苦读；我为谋个职称而务必于教务之外多多益善地积累我日后足以参与竞争的“成果”——按有关规定，创作是算不上“成果”的。我编教材，编辞典，写“关于二十年代女作家群”之类的论文，带了书面评论稿去参加作品讨论会，甚至还搞了点翻译。五六年时间就匆匆地过去了。
　　
　　待到我调转船头，重新驶入文学创作这片我心向往之的洋面，并且向读者奉上我那“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阿花》、《阿贞》、《阿惠》时，我已越过了四十五岁这一时下一宽再宽的为“青年作家”所划定的最高年限了。
　　
　　我却至今不悔。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只争朝夕固然可嘉，厚积薄发也还为时不晚。
　　
　　厚积的生活土壤不会亏待耕耘者。在我中辍了创作的几年里，生活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实。我所不断面临和努力解决的生活难题，日渐丰富了我的素材仓库。生活同时在锻造和修炼我，使我对世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日益深刻透彻。由于一头扎入成人教育工作之中，我在一个阶段里虽失却了埋头笔耕的时间和精力，但却高密度地接触了一大批在那段时期里最活跃的拚搏型的、争做生活之强者的、十分清醒的审时度势借改革开放之春风努力体现自身价值的年轻人。作为个体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小说，特别是以青年一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阿惠》和《女儿难》中的主人公的原型；作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人的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全新的意识和蒸腾的活力，强烈地辐射、渗透着我，使我调动起自身的经验和感悟，不断地更新改换了过去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僵硬的视角。我曾比较发于八十年代初及八十年代末我的前后两期作品，发现两者的差异既在生活包容量的贫富悬殊上，也在作者对生活理解的浅深低高上，其间的进步，不能不说正是那五六年生活的馈赠。
　　
　　我认为，生活的厚积过程，实际上是作家的生成过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色彩无论是惨淡还是浓烈，生活的道路无论是顺畅还是坎坷，生活的赐予无论是公正还是苛刻，统统都是一种积累。一场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造就了整整一代雄踞文坛的作家，不正是一个明证？几位因历史的原因而一度遭受命运捉弄的文人，一旦熬过了那凄风苦雨的日子而重新拿起笔来，不堪回首的往事竟成了汩汩涌流的创作源泉，也是实例。
　　
　　“上海女性”系列的三个中篇面世之后，不少友人为我可惜，说我浪费了那么丰富的生活积累，三个中篇完全可以衍化成三个长篇。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又不无自信地答日，不要为我如此慷慨地捧出了未经掺水发胖的“干货”而担忧，我所厚积着的生活之井，远未掏空呢！我自小与“阿花”、“洪剑春”、“陆宝宝”们厮混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的都活在我心中，一待我觉得时机成熟，我自会用我的笔让他们复生于文坛！我的娘家，至今还在山东路，还在那虽不名叫“永安弄”但却又完全是一条“永安弄”的弄堂里。我喜欢回娘家。我与我笔下的阿贞、阿惠一样，只要一走进那狭窄窄、闹哄哄、一片匆忙的生存空间，就犹如土生土长的鱼儿游回了属于自己的水域。我胸中积累了多少关于这片水域的故事，三个中篇，焉能覆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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